此情不待8.0

　　澳门大学历史学部特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部特任教授茅海建 　　《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蔡鸿生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版、251页、22.00元 　　蔡鸿生（1933-2021）去世的消息是我学生梁敏玲告诉我的。因为我平时不太在意外面的事情，所以知道新闻的第二天（2021年2月16日）。我突然觉得，还有一周就是今天（2月23日），我们的课“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是讨论蔡先生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的时候了。我后来给梁敏玲和其他中大有关的学生写信，提到了大家熟悉的诗句：这份情可以成为回忆，一弦一柱想华年。 　　我们开设的这个课每周讨论一本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那个作者。这位作者是我40多年前在中山大学学习时的老师。今天的课上，不要说太多“俄罗斯馆纪事”的内容，而是把重点放在这位作者身上。 　　40多年前的中国大学和大学的老师和今天不一样。我也想借此机会和大家回顾一下学术史，让大家知道这4、10多年来许多优秀学者走过的道路，观察蔡的学术人生。 　　一、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 　　我是“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3月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0年1月离开学校。正式学年是1976级。当时还不是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生”，是工农兵学生的最后一次。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学被关闭了。1968年，毛泽东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大学，但是学制缩短，教育革命。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选拔学生……”这样的批评。毛主席的这些话在上海机床厂培训工程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中被称为“721指示”。也有人说文科大学还没考吗。学制缩短到几年。请稍等一下。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大学从1970年开始招生，从工人、农民、解放军的士兵中招收学生，还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到了1973年，又发生了“张铁生事件”，工农兵的学生把上大学的口号改成了“上、管、改”（上、管、改）。“上大学”当然是向老师学习的，但是如何“管理”、如何“改造”呢。不能管理抽象的大学，也不能改造。具体实施还是教育与管理，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就是学生的“管理”老师、“改造”老师吗。 　　1976年，我作为“工农兵学生”被送往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是风云激荡之时，政治形势的变幻就像过山车。学校的开学时间因唐山大地震而无法入学，延期到10月，但因为毛主席的去世而再次延期。我记得到达的日期是1977年3月8日。我买不到火车票，所以9号刚到。系办公室的人认为我不来--很多人给了指标也不去，“上大学”不被认为是人生的好路。 　　当时中山大学只有9个学部。文科5个：中文、历史、哲学、外语、另一个“政治经济学部”、理科4个：数学力学学部、物理学部、化学学部和生物学部。没有社会科学的很多科目，也没有工学和农学。校园基本上是岭南大学留下的建筑，只是在东区和西区建了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校园美，关键是没有人。工农兵的学生的学制是3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只有2千人左右的学生。康乐园周围尽是农田。到中大南门有两条公交线路，一条是25路，来自文化公园。另一个是14号，从广卫路财厅前到赤冈（“文革”前南海舰队所在地）。在中大北门还有一个渡船码头，非常破旧，木制的，看不出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可以坐船到北京路（原来的天字码头）。车和船都去了中大，空荡荡的。这里是广州郊区。 　　我至今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陷入了谷底。三年前，我去了历史悠久的仰光大学，看到了那个学部的设置和校舍，觉得和当年的中大有些相似。 　　但是，我们入学的时候，文革结束了，教育开始恢复原色。也就是说，中山大学学历史学部在落到“文革”的最低分数后开始向上走。 　　二、不会的助教 　　要说中山大学的历史学部陷入了“最低分”，最重要的事实是很多有名的教授都去世了，给我们上课的几乎都是助教。我记得蔡鸿生当时也是助教。 　　中山大学学历史学部在1950年代初的“学部调整”中成为了大富翁。中国古代史上有“八大教授”，有名的人常被称为陈寅属、岑仲勉、梁方仲、刘节、杨荣国。其他领域也有非常优秀的教授。例如陈序经、朱杰勤、戴、陈锡祺等有很多人。一些副教授后来成了大名家，如端木正、何肇发、梁韬、蒋相泽。。。。。。但是，50年代开始大学几乎停止了晋升，副教授以上几乎没有变动，本科生毕业后留在学校成为助教，60年代开始招募研究生。这样计算的话，蔡鸿生从1957年毕业到1977年，做了20年的助教。据说60年代初蔡先生升任讲师，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升职结果无法数。 　　这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助教”吧。在给我们上课的助教中，也有不能用职务名称说的水平的人，今天变得有名了。有些学生私底下给他们排名。个人认为，第一位是蔡鸿生，第二位是姜伯勤，第三位是叶显恩。 　　当时的历史学界存在着“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大问题。历史学本是厚古薄今的学问。但是，在50、60年代有“厚今薄古”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无论从哪个专业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放在历史学部的话会有违和感。历史系又是如何显示出当今的厚重感的呢。结果，教育内容以近代史为主，以中国史为主，古代史、世界史的教育内容大幅减少。蔡先生属于世界史教研室，给我们的课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是属于“薄”中的“薄”。大约还没过一个学期，每周上两个小时的课，我记得大约十六讲，应该属于精华中的精华。我记得我的笔记本，但是搬家多了，笔记本也没找到。 　　小蔡的课有特点。他只有一张纸或几张卡，只有一个粉笔。上课铃响了，按时开始，讲完后正好是上课铃，不知道他是怎么计算时间的。上课时不说一句无聊的话，板书也有自己的风格。上课休息时去学部办公室看报纸。他后来写的也是，没什么无聊的。另外，我说明我上大学的时候，课很少。我记得第一个学期，一共是12个小时的课，是3年6个学期，都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4个小时的课。这是教育革命的结果吧，当时是6天的劳动制。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从“论从史出”开始逐渐进入“论带史”，必须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作为思想指导。小蔡在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说了语录之后，再谈历史的内容。我不知道他怎么引用的语录和说的内容能这么准确，但我知道他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集。我也不知道这个教育方法是不是为了小蔡自己做的。学部的很多老师都采用同样的方法。还有一点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语言很多。蔡的这个方法，很多老师想学也学不到。姜伯勤先生用同样的方法上课，先写语录再展开。但是，姜先生说了两汉魏晋隋唐史。他的语录总是不准确。马、恩、队和汉唐没有说有没有关系。毛主席的话也不多。叶显恩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也引用了语录，但索性没有引用。看了《俄罗斯馆纪事》中引用的经典语录，必须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文风。 　　梁碧莹教授当时从北京回到中山大学，和我们76级一起旁听历史系的课（大多是助教课），用她的说法称之为“回炉”。她说，这些课比她在文革前上的课内容更多，蔡的课也很受称赞。她有条件，有比较的能力。 　　那时正是学术的转换，是成长的开始。 　　三、北京图书馆“日晒蓝”的复印件 　　康乐园的生活不美。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非常贫穷。中山大学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学生宿舍是六人间，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也可以。还没有电。每周几晚上停电。用蜡烛和煤油灯。天气炎热，我一年中半年都昏昏沉沉的。 　　蔡鸿生的宿舍在我们学生宿舍前面。应该是在岭南时代建造的古老的房子。小房间。他那时很瘦，可是头发白了。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准确的年龄，听也不方便，从精神状态来看，他说30岁也可以。从雪白的头发来看，据说他即使60岁也被信任。我们看了好几次他在走廊点了煤油炉烤食物，但就是下一碗乌冬面。在当时的广州，营养不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想稍微改善一下，就只能依靠煤炉了。石油是当时的必需品，开着煤油灯，开着照明看书，用蜡烛的话会变贵。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着破旧灰暗（是白圆领衫，当时在广州有很文雅的名称，叫做“文化衫”），大学老师穷得玲珑。我过去曾因为电影和小说的影响，以为大学教授们会穿西装、喝杯，但这种感觉由于“文革”而减弱，但当我成为中大的亲见时，也有很多让我吃惊的事。我们第一次见到小蔡，已经4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我们上学期间，他结婚了。听说结婚的是湖南女孩。那时，女孩想和这样的人结婚。你真有眼光。谁能看到这样的人？老穷。 　　我当时是历史课的代表，经常和班主任联系。我经常去小蔡的宿舍，看煤炉、油灯，看北京图书馆的晒黑的复印件。 　　当时的中山大学图书馆依然“贫穷”，很少有书。蔡先生很难研究世界中世史，查找相关资料。广州两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中大图书馆，还有多少俄语、英语著作？非常可怜。 　　我们读书的时候，俄罗斯侵略史是显学，北京、上海、东北各省都有专门的执笔小组，组织了很多人翻译了俄语的材料。蔡是单打独斗，独狼。他的关注点在一端，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没有资料的条件，所以利用“馆间互相借出”，通过中大图书馆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现在被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本来就比较好，中苏友好时期进入了更多的俄语书籍。小蔡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必须学习俄语。估计他的英语是在中小学学学学的，大学只能学俄语。他能读俄语书，甚至能读古俄语。但是，那个时代，别说俄罗斯，就连北京也去不了。火车票很难买到，招待所很难找到，研究费也不足。“馆间互相借出”的手续非常多，很麻烦，书必须用定价挂号寄出。他遇到了中大图书馆的“好人”--蔡先生正在认真研究，热心于学术的图书馆员想为这样的“热衷于学术”的读者服务，而北图也对中大图书馆特别有好处。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服务。通过这样的服务，小蔡借到了必要的资料。但是，有些图书馆之间可以互相借，有些图书租不到，期刊论文还不能借，那时还没有静电复印技术，还运用一种旧技术——“晒青”。 　　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用晾衣服的夹子夹着几张纸挂在墙上。剪辑是文件，看起来是蓝色的。这是什么？他说要晒蓝色的书。我们现在所说的“青照片”是画图纸，晒黑复印，真的是“青”色的“图”。我从这里第一次知道了“馆间相互出租”，第一次知道了晒蓝色复印件。因为不能借书，也不能借定期刊物的论文，所以北京图书馆要根据需要的页码，日晒复印，发给读者。这样做的成本很大。在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俄罗斯馆纪事”中，小蔡利用这种方法，一点一点地解决了资料的难题。 　　我还插入了个人经验。我在中山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写了毕业论文，所以老师写了笔记，在中大东区图书馆能看书。这是研究人员用的。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解放前的期刊论文和当时的珍贵书籍。其中夏天我重点读的是《明实录》，当时全国图书馆也没有几本。我是“好读者”，开馆后马上进去，闭馆后出来。有时忘记时间，馆员也不催，还完书就下班。我因为春节连休，图书馆不开门，馆员“违反”，借给我10本以上的《明实录》。叶显恩春节去我宿舍探病，看到桌子上的“明实录”吓了一跳，说自己也租不起。我后来知道这个馆员是端木正教授的夫人姜凝老师。我一生中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多次享受过这样的“优待”服务。 　　《俄罗斯馆纪事》是蔡1980年代的著作（出版会稍晚一些）。当时，集体写的很多《沙露侵华史》，很多已经没有光辉了，但是这本书像沙子里的金子一样，价值长久。我读了好几次这本书，解决了我很多思想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人能不砍刀就占领中国的很多利益呢。为什么俄罗斯人能有效控制新占领的远东和中亚地区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信息，学习，研究，跟随俄罗斯北京教士团和教士在北京学满文，学汉文的俄罗斯学生，俄罗斯的大学，科学院的国家研究力。这种长期积累的知识正是俄罗斯开展外交手段、进行殖民统治的基础。由于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小蔡的这项研究只能进行到这里，不能继续走下去。但是，这本书提出的很多问题，是不是成为了后世学者的研究专业书的主题呢。这显示了作者的问题意识——需要研究，是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这不是“预流”吗。 　　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的时候，有重要的要求要去北京。我想看文件，但是文件不能“馆间互相借出”。今天的资料条件在三十四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最近十几年互联网和电子书的发展，澳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资料条件相差不大。今天的研究条件在三十四年前也难以想象——我最近四年去过蒙古和俄罗斯两次。我从卡尔甘戈尔的克兰（铀巴特）经过查克托坐过巴士到布利亚特蒙古的上乌金斯克（铀乌德），从北京经过二连霍特坐火车到铀巴特，用现代的交通手段观察过“商队茶”的步行路线。我也去过位于内瓦河畔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远东研究所）。都是18、9世纪的优秀建筑。我还特意去了喀珊，看过当年著名的东方学研究重镇喀珊大学。到了这些地方，我就会想起小蔡。他没有机会来这里。如果他有这样好的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能放出怎样的光呢？《俄罗斯馆纪事》这本书，是蔡在生理和思想双重“渴望”时期研究的成果，只有理解了这些背景，才能明白其中的难处。 　　我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是蔡的“华年”，但是煤油炉里晒蓝本的不是“弦”和“柱”吗。 　　四、“良史”的传统 　　蔡先生曾在世界史教研室讲授中世纪史，但以当时和现在的条件很难提高成绩。他过去写过突厥的文章，虽然有俄罗斯整理的史料，但文中的汉籍史料被突出显示。到了中年和晚年，他从中俄关系史开始持续研究西域史，转向社会文化史、海洋史。从具体的转变来看，决定性的因素是他手中的史料。引导他的基本精神是中山大学学历史学部的“良史”传统。 　　我在上中山大学的时候，名教授们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学术精神还残留着。当时“文革”才刚刚结束，陈寅属、岑仲勉等许多学者的著作和事迹还不能公开宣传，只是私下流传着。我们听过“八大教授”和“教授的教授”。刘节作为弟子，新年问候（行大礼）和金应熙白天写陈文，晚上学习陈文，听说看过东南区的一号楼和“白小路”。端木正教授告诉我，当时作为“牛鬼蛇神”被关在牛棚里，但听到陈寅属先生去世的消息，不得不向“军宣队”请假，去灵堂祭礼。不能理解“军宣队”，也没有承认。实际上，陈寅属去世的时候，很有可能没有设置灵堂。陆锁东先生写过“陈寅属的最后20年”，其中很多内容当时都听说过。梁承先先生写过《无怨无悔的是书生--梁方仲实录》，很多故事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它与我们心中梁方仲先生的形象很吻合。在我们的感觉中，“反动学术权威”没有倒下，“白旗”被拔出，但余风仍在漂浮。对于教我们的“助教”们，姜伯勤是岑仲学习的研究生，叶显恩是梁方仲的研究生。陈寅属没有招研究生，胡守为是本科派的助手。陈寅属当时在家里的走廊上开始上课的时候，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去上课，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听众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不知道，也有人不走白专的道路）。其中能坚持的是年轻的蔡鸿生和年老的梁方仲。陈寅属将其舍命名为“金明馆”，蔡先生则属于“金明馆弟子”。这种“弟子”的称呼，现在似乎有“登龙附凤”的嫌，但在当时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价值。 　　中大历史系“良史”的传统是？从高处来说，这就是陈寅属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所说的“曲学阿世”。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从行动上看”，可以从陈、岑诸先生的著作中看到，内容大多是中国的“中世纪”史，其基本点不是空谈，而是有史料，有独立的分析。蔡从中年到晚年进入了陈岑的学术轨道，研究范围也从世界中世史转变为广义的中国“中世”史，偏向广义的“中西交通史”具体来说，“九姓名胡”、“昆仑奴”甚至“康国他和姜伯勤先生本来就是朋友，是互相磨砺的同行。蔡先生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给我送过一本。我至今还不太能读懂其内容，结果与我的研究相去甚远。但是，他的书中却有“良史”的传统表现出来了，但是我理解。我在中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有位老师没有告诉你什么是“考证”，重视事实。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指导者陈旭麓先生正在谈论历史。我对他说我必须受到中山大学的影响进行“考证”。小陈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今天自己也说不出来，那种“考证”的“影响”是从哪里得来的，可能是很受这个高水平的“助教”而默认的。 　　这样一看蔡老师的学术人生，正因为遵从了这个“良史”的传统，才有了平坦的步伐。可以看到小蔡培养学生的方法。他的晚年主题是“广州海事”，“西洋画”（江这些著作中作者对学术的追求，不正是“良史”的传授吗。 　　五、细节成分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界是著述大爆炸的时期，每年都出版数千部“专著”和数万篇“论文”。这些“专著”和“论文”的基本特征是，主题非常大，主旨非常高，缺乏史料的支持和分析能力。我经常看到30多岁到30岁的学者，有勇气说我60多岁的爷爷说不出的话。 　　确切地说，蔡鸿生在“文革”结束后才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幸运，与他们那一代人几乎同时开始的。只是小蔡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因此，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观察和理解他们这一代的学术人生。 　　随着蔡先生的学术志向越来越大，他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化了。如果“俄罗斯馆纪事”依然是“小题”的话，来中国的俄罗斯人学生的名字、俄罗斯馆的地理位置和馆舍的状况具体地考证是个小问题。《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的《石记》抄本（《列藏本》）中的两个“洪”字，很可能是在俄罗斯馆担任满文和汉文教学的清代下级官僚（或工作人员）“洪约瑟”的姓这本书很可能是洪约瑟夫赠送给第11组俄罗斯学生帕克劳德切夫的礼物。这是一个更细致、更小的分析，不能说是其中伟大的意义。 　　从这里看中国的学术史。作为学院派的中国史学，开始设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大学的历史学部（中文学部、哲学学部、社会学部）。这是西洋学的影响。但是，大学教授却有很多人在东、西接受训练，纯种的“特产”也很多。以中央研究院人文小组的第一期院士为例，在西方进行训练的博士（或硕士）很多。还没有接受西学训练的张元济、余嘉锡、柳陈寅属老师游学日本欧美，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多受西学的影响，心中仍有“效果在乾嘉诸老更上层”的“少时自待”。岑仲勉先生更是如此，传统的文史学是我心中最爱的，虽然做过小官，但进入大学体系后，沿着古道快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于中山大学来说，陈寅属、岑仲勉等“良史”作家，虽然有向西方学习的一面，但并不局限于传统学术（特别是清代考证之学）。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很多想要继承中国史学（文学）传统的学者，心中还有需要攀登的山，也就是清代的考证学。关于“全面西化”的胡适之，其动机也不同，但他收集了传统主题加震和“水经注”。对于陈寅属的好朋友杨树他们来说，一生的学问追随清学的先贤，心中的感觉是一本一本的，做过的学问也是一本一本的，自称“积微翁”。 　　蔡先生自称“识小”，但最好的历史学家也必须从细节出发。清代学者是模范，从细节出发，提心吊胆地写一本，看材料注入一笔，最终才创造出丰富庞大、坚固的结论。这是清代学术的特征和优点。蔡先生自称“不贤”，在心中是“追贤”。他的宗法陈寅属、陈垣、岑仲勉诸先贤不是从细节出发的吗。特别是陈寅先生晚年的著作，几乎都集中在细节部分。当然，这和他“失明的脚”的身体状况有关。 　　蔡先生的《识小》时期正是中国史学界“宏大叙事”时期，许多大部多卷著作陆续出版。不用说“阿世”的“曲学”。在许多人协助的巨著中，有很多章节水分较多，也有人讨厌“侮食”，缺乏“专业精神”。在史学发展的道路上，所有史学家都过了客，关键是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广阔的，往往留不下，那些小的，总是可以留下。细节的特征是实际坐着，也就是不空谈。 　　蔡先生的学术人生，越是去学术殿堂的深处，就越重视“知识小”。小蔡就自己的学术宗旨作了很多说明。也就是说，不能缩小。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九姓名胡”、“尼谭”、“广州海事”，在学术价值还没有确定的时候，后世的研究都必须看到他的继承和放弃。就像《俄罗斯馆纪事》这本书一样。他的研究成果最终被后世消化或推翻的话，问题自然会变大，成为学术史上的milestone。 　　六、德行惠人 　　梁敏玲告诉我，中大历史系毕业生曾在中大旁边的书店里，拍了一张蔡鸿生老师的背影照片，刘志伟教授说大多数中大历史系的教师和学生心目中的蔡老师的形象就是这样。学生的本色、学生的能力也是如此。 　　蔡鸿生是在广州学习的优秀书店朱志龙摄。 　　小蔡是真正的学者，是个好老师，但是不太有名。圈内的人都尊敬他，走出学术圈，是个普通的老人。他说话写字都很平淡，不使用激烈的语言，只有谈了陈寅属、陈垣、岑仲勉等前辈，语气才会激昂。四十四年前我进了中大，四十一年前我离开了中大，后来又见过他几次。我忘记了。大部分在公共场所。我给他写过两封信，要求他单独报告。他很客气，邀请我去我住的中西区的小招待所，邀请我去一次“永芳堂”，语调温和，有很多鼓励我的话。我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开设了“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课程，每次都尽量邀请讨论书目的作者。但是，在我开设这门课程的20多年里，我多次将“俄罗斯馆纪事”列入讨论书目，但由于没有勇气邀请蔡先生，所以没有告诉他。另一方面，他又谦虚又保守，肯定会拒绝我。近40多年来，他这样平静地度过了自己的人生，学问淳朴，人品很正直，生活中很少有波澜。 　　但是，在小蔡平淡的人生中，让我看到了他的内心追求，感受到了他的人格伟大。在文革结束40多年的学术史中，有很多像蔡鸿生教授那样的学者，为了不让学术的火焰熄灭。这是我经历过的年代，我亲眼看到的中国学术正在从最低谷一步一步向上发展。我在这里谈蔡老师的学术人生，同时谈中国的学术史。正是在这样漫长的学术史中，小蔡表现出的是“德行”，其魅力是“惠人”，能给予提高的力量。“是君子还是？”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李商隐的诗《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恋蝴蝶，望帝春心托付杜鹃。 　　沧海的月明珠有泪，青田的太阳温暖的玉产生了烟。 　　虽然这段感情会成为回忆，但当时已经很困惑了。 　　当时我觉得诗很好，所以没有故意背，但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听到蔡先生去世的消息，这首诗自然而然地从我的脑海里流了出来。小蔡也是。安静、淡泊，平时感觉不到，但却深深地留在了头脑中。我是德行惠人。我是江 　　蔡先生八十九岁去世了。他的人生决不屈服。他把自己的书捐献给广州图书馆，又去图书馆、书店看书去了。在书店里，只看到他的背影，看不见他的脸。这样的背影，正是鼓励后来的学者不断提高的精神力量，自然能看到“蓝田日暖玉生烟”。 　　2021年2月23日澳门大学历史学部修改3月7-9日 　　修改完这篇讲稿后，江只是蔡夫人还在湖南工作，没有调到广州。听说很吃惊，感慨也很多。一个误解已经存在了40多年，自己也成为了真实记忆的历史。小蔡未婚的事，不是我个人的推测，而是当时所有同学的共识。这里不修改，用附记说明。（3月17日） 　　以下是澳门大学课程“Seminar：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学生阅读“俄罗斯馆纪事”的读书报告书 　　（一） 　　蔡鸿生不久前去世了，在这样的节点上读了他的作品，从他的研究、经验中深切地感到了想知道他更多。 　　蔡是岭南人，1953年进入中山大学。50年代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属，岑仲勉，戴蔡在陈府走廊特辟的讲台上，听过陈寅属的原白诗证史。从蔡先生的研究和学术的自我陈述来看，他必须注意陈寅属先生在中西交通方面的文化传播“辗转间接”，注意“历史发展和系统异同的观念”，兼顾“连环式”的理解、国际视野和辩证思维，用诗来证明历史等学术遗产。 　　毕业后，蔡老师留在学校执教，教授世界中世史，从60年代开始研究唐代突厥人的社会、文化，进而研究唐代西红柿、汉、胡的关系，转入代表作品《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70年代开始发表有关中俄关系的文章，这个“俄罗斯馆纪事”是70年代到90年代将陆续书写的文章合并而成的。蔡先生的研究志向涉及岭南文化、广州和西方文明等，写过《尼谭》、《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州海事录》。另外，蔡先生留下的关于学思学理论的文章、演讲、为他人的序言，也被编辑出版了《陈寅属》、《学境》、《读史求识录》等。从这些著作和文字中，可以看出蔡先生朴素厚重的学术生命过程。 　　《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分为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俄罗斯馆和汉学、中俄贸易和俄罗斯馆、附录四章。第一章俄国馆的起源和沿革是本书的基础，在俄国馆天生的扩张性和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中，分析了清人对俄罗斯馆的认识和管理，布道团成员与汉学的关系，俄罗斯馆作为商业信息站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介绍了俄罗斯汉学的阶段性发展，分析了俄罗斯馆在培养俄罗斯汉学者方面的摇篮作用。第三章围绕中俄贸易展开，从国境的相互市到陆路的通商、广州港的明禁暗通，作者描绘了中俄贸易整体的兴衰和转移，抓住了俄罗斯馆在其中发挥的主动作用。第四章是三种形式的独立编目——“四述奇”彼得堡纪事释证、费用科第和白云观高道士、俄罗斯馆编年事集。 　　书中的每一章从政治、文化、经济等不同角度展开，相互嵌入式，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馆中俄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俄罗斯馆的“藩属”是虚的，“优先权”是实的，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着多功能的作用。那个完成了两个使命。一个是人才的培养，在俄罗斯馆培养的学生是“官亦学”，日后成长为外交官、政治家、商人、汉学家等，活跃在中俄交流的舞台上。第二，收集信息，为制定对中政治、经济政策服务，俄罗斯在外交活动和对中贸易中获得了预见性和主体性。人才和信息在过去和今天都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明暗交织的关系被明确地编织成书，可见蔡先生立足于小俄罗斯馆，囊括了早期中俄交流的功力。 　　蔡先生用“蜘蛛网式的关联”形容了俄罗斯馆的问题，这也正适合形容本人的研究。书中有雄壮的眼睛和配置，也有细节的注意。在贸易关系的探究中，蔡先生分析了天津教案中的“俄罗斯事件”，发挥了天津港中俄贸易中的作用和顺丰银行的地位，明确了沙皇外交的隐蔽手段，这种隐蔽手段来源于奥洛斯馆人才培养和信息收集方面的先机作用。不仅要注意中俄两国关系的暗处，蔡先生也要注意多国间的相互作用。俄罗斯和美国的船只破例到达广州港后，晚清的中国、俄罗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理人的相互作用、官、商、夷之间的紧张斗法，被蔡一一编入俄罗斯馆的蜘蛛网中。在更大的世界性的蜘蛛网中，这又导致各国势力的消失，俄罗斯从内陆国家变成濒危灭绝的海帝国，其政策从地域性的蚕食体制向世界性的侵略体制转变。心中有一张壮大的地图，敏锐地观察着局部的细节、互动的状况。这是蔡作为职业历史学者的优秀之处。 　　在“蜘蛛网式关联”的背后，有确凿的史料考证。蔡先生运用的史料包括文件、官方文件、航海日记、笔记本文集、信日记、回忆录、后世整理的资料。同时，运用着包含中文史料，俄语史料，英语史料，来自北朝鲜方面的记载的多的中外史料相互证明。除了“大部头”的史料之外，蔡先生还用诗歌证明了历史。在《俄罗斯馆的医生和画师》中的一节中，从清朝宗室子章白拉利画的《明善堂文集》的诗文中，发现了俄罗斯的医生、画师与达官贵族交往的痕迹。关于商队茶的研究表明，在“新乐府八首装”的“一室”里，茶商并排销售，牛车作为家的场面。 　　在这本书的撰写中，蔡先生避开了政治控制学术的特点。中俄关系的这个主题仍然置于民族国家的历史框架之下，蔡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外交，还涉及经济活动、文化传播。正如《三字经》、《红楼梦》在俄罗斯的翻译、收藏情况的介绍一样，俄罗斯的医生、画师、彼得堡纪事的着墨超越了政治史的宗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但蔡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此。 　　除了追求严格真实的学术研究外，蔡先生谦虚的人格和奋斗的精神也受到了鼓舞。他这样说。“科学教养的诗篇并不是轻音乐。即使是才华横溢的名士，也不能不承认努力学习的必要性。《扬州八怪》的郑板桥代表说，“放弃痛苦追求速效，在很少的日子里被夸张，总是很拘束。”三百年前的戒律至今仍发挥着他出色的作用。我的《少日》早就过去了，现在必须避免的是怎么总有颓废的问题呢。什么都不看，只要遵从‘奋斗’行动就可以了”。不管看什么，辛苦地行动就好。从这样的实践者的口中说，朴素而容易忘记的道理是听不见的。（耿亚敏、澳门大学历史学部硕士研究生） 　　（二） 　　《俄罗斯馆纪事》的作者蔡鸿生是中山大学学历史学部的教授，他长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的教育与研究，主要包括唐代粟特与突厥文化、俄国馆与中俄关系、岭南佛门僧尼史事、广州与海洋文明、历史研究的学理与方法等几个重要课题。1980年代，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开始升格为显学。蔡先生从70年代开始以俄罗斯馆为中心进行研究，目的是捡拾遗失物。俄罗斯馆作为19世纪60年代前中俄双方经济、文化关系的纽带，这项研究从正面进入，明确了清朝中俄关系史上的重大变迁。作为客馆、学馆、羊驼馆，俄罗斯馆虽然不叫“大使馆”，但性质上是多功能的。位于中心的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是俄罗斯馆的实体。因此，俄罗斯馆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分析定期更换的喇嘛、学生的功绩和著述。 　　俄罗斯馆包括南、北两个馆。俄罗斯馆设置于康熙三十三年，雍正五年（1727年）的“中俄拉链图界约”缔结后，“俄罗斯馆”附设教会和学舍，成为俄罗斯进京者专用馆。本书结构清晰，分为四章十八节，对北京“俄罗斯馆”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一章是全书的基础，主要介绍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从考察教权对政权的依存关系来看，俄罗斯馆说明了包容东正教宗教实体的原因和多功能的特性。第二章从中俄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研究了“俄罗斯馆”问题，蔡把俄罗斯馆比喻成俄罗斯汉学的摇篮，把比丘林的汉学研究称为“学术远征”，具有实用性和民族化的特征。第三章主要从中俄贸易交流的角度研究俄罗斯馆，提出了俄罗斯馆与“商队茶”的发展、天津教案与俄罗斯美方的中国贸易三方的关系，不仅俄罗斯馆在中俄贸易事务中提供信息收集、背景资料，还通过“翻译”的方式参加。第四章是附篇，在清人的记述中寻找对俄罗斯事务的认识来理解中俄关系。 　　小蔡讲究考证学，书中有大量详细的史料考证，有些考证已经在研究上进行，在有限的材料中考证新论。以下两个例子。 　　（一）蔡先生详细考证了清代“罗刹”的音译。清初名为“罗刹”的异书分为“老”字和“罗”字两组：老枪、老绞、老羌、罗刹、罗禅、罗车、罗沙、罗叉、巡逻。根据俄罗斯的李伊斯利兹内耶夫斯基的《古俄语词汇资料集》第2卷，发现了拟声词“旧”的同根亲属语，并结合当时科扎克在黑龙江流域掠夺的特征，指出了第一组译名的语源。“很有可能是俄语的‘猎人’这个词的多种形式”。第二组译名的语源，根据王之春的《使俄罗斯草》中所述内容，“罗刹”是“鲁西牙”的转音。蔡指出，这两组译名在清代文献中发展成两个系统，“罗”在清初文献中比较常见，“老”在民间流行，并扩展到对一般物产的称呼。 　　（二）蔡先生考证了“列藏本”的由来。1962年春，在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汉学藏书中发现了《石记》抄本，其基础是脂砚斋评书，我国的“红学”界将这种再现的脂评系统抄本称为“列藏本”。抄本的第一页背面有两个笔迹拙劣的“洪”字，俄罗斯方面的专家认为“洪”代表了库尔梁德采夫的“中国姓”，他将抄本带回俄罗斯。但是，蔡先生不赞成这种看法，重新考证了抄本的由来和“洪”字的真正含义。考据俄罗斯馆历班学生的汉名状况、库氏的教名和俄罗斯姓的音节后，蔡氏认为“洪”不是库氏的中国姓，而是库氏为了说明抄本的由来而写的，也就是说他是抄本的负责人，抄本的主人是洪约瑟。 　　另外，全书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风格。蔡先生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论证他的观点。这与他所接受的教育和时代环境有关，他很了解马、恩的作品，也明确了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正确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正如初版的前言，当提到俄罗斯馆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上的特殊地位时，他引用了马克思在“俄罗斯对华贸易”上的观点。“俄国人有向北京派遣使节的优先权。当然，据说这个优先权是俄国人支付了允许屈尊的代价交换的。作为中华帝国的朝贡藩属必须向天朝朝廷倾倒。但是，俄罗斯外交在中国也和欧洲一样受到了不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有可能”。蔡以此为基础，主张俄罗斯和清朝的“藩属”是虚的，改为“优先权”是事实。这也是本书的研究目的。 　　《俄罗斯馆纪事》这本书不仅补充了前人研究的不足，还为后人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斯人已经有了，蔡先生追求真实求实的治学精神在其文字之间留下了很久。（鲁怡含、澳门大学历史学部硕士研究生） 　　（三） 　　初中四年级对我这个普田的孩子来说，原本是“大晦日”的庆祝日。傍晚，我在做《俄罗斯馆纪事》的读书笔记的时候，庄帆前辈对我说：“蔡鸿生教授去世了……”收到了这样的信息。 　　我很不舒服，就关上了笔记本电脑。我不认识蔡鸿生教授，也没见过蔡先生。但是，春节假期刚好结束后，我作为报告人讨论小蔡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我不禁感慨人间无常，真是“无奈落花”！春天本来就是百花盛开的日子。可是春天一结束，群芳就谢了。心里有太多的留恋，太多没办法，我们都只能在《俄国馆纪事》和其他著作的字里行间里，寻找那曾经相识的“归燕”。 　　小蔡是个谦虚的学者。季羡慕林曾经评价过小蔡。小蔡在自己的手记里说自己一直没能深入到学业的腹地，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平凡的“边民”。但是，这样的“边民”却在东南角全面讨论了一直无法避免的非常重要的“北京俄罗斯馆”问题。 　　《俄罗斯馆纪事》的初版于1994年出版，蔡先生对俄罗斯馆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中期。1974年，蔡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刊行了《老沙皇尊孔侵华的鼓吹手--评瓦西里耶夫学派的政治倾向》。此后20年间，蔡在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篇以上关于俄罗斯馆研究的论文。其中最有名的是1982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商队茶”的释义。在发表的论文中加入未刊行的原稿，最终被修正、删除为“俄罗斯馆纪事”，可以说是“20年磨一把剑”。这本书以俄罗斯馆为中心，但覆盖范围很广。不仅探讨了清代中俄关系的文化关系和经济关系，还涉及到了在俄罗斯馆培养的学生。俄罗斯馆的实体是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可以说是“团史”即“馆史”。因此，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必须重点介绍和分析定期更换的喇嘛、学生的功绩和著述。这些学生是俄罗斯馆研究的重要延伸，活跃在中俄外交、商业贸易往来、学术交流等各个领域。关于本书的写作目标，小蔡在前言中说，自己的目标不是全面系统的论述，而是省略别人的详细和详细。在这本著作的原则指导下，书的整体结构非常清晰，文字通俗易懂。全书共四章十八节，每节下都有小标题引导读者。第1章介绍了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作者在第1节上用8千多字很好地论述了俄罗斯的政教关系。第二章从中俄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探讨了俄罗斯馆问题，介绍了俄罗斯馆和汉学的关系，一方面肯定了俄罗斯馆在传播儒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方面明确了为俄罗斯政府服务的本质。在第三章中，小蔡从经济贸易的角度看了俄罗斯馆的问题。看上去是两件互不相关的事情，但蔡敏锐地指出，俄罗斯馆向政府大量收集和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贸易的信息，并积极参加了中俄贸易事务。第4章系统地介绍了清代中国人在俄罗斯事务方面的一系列著作翻译，为后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桥梁。蔡先生考虑到这套丛书的原稿多论少，考虑到不应该冠以“研究”之名，谦虚地称之为“纪事”。2011年，老师在华南农业大学以“人文科学的基本功--历史学为例”为题的讲座上也提到了“纪事”是什么。他用“史”的篆文弄到手，“史”解释为“有手帐”，为了记录事情。所以，“史”的意思是“纪事”。 　　小蔡读书的时候，政治通常控制着学术发展的方向。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也是以中苏关系史为主，初期没有人问中俄关系。蔡大胆带头，冲破政治壁垒，关注文化和经济贸易。当时的研究条件不及今天，南国的蔡先生更难研究北京的俄罗斯馆。小蔡在采访中这样说道。“1970年代中叶，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中俄关系史这个陌生的领域。喝了甘露之类的珍本不在少数。鼓励我知道困难而前进的是前辈的同事谭彼岸，移居旧金山后，多次向美国的学者捐赠研究俄罗斯史的论文曾经提供过一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路。刘、谭两个人在开始阶段就这样“扶贫贫困”，给了我很多好处，不敢忘记吗？”从蔡先生的自传中，我看到那个消瘦的男子把从各地借来的俄语藏书和论著读成“好像挨饿了”。但是，如果想在有限的材料中收获，唯一的方法就是成为学术的“苦行僧”，对有限的材料再进行研究和考证。老师曾经受到一代擅长考证的史学巨匠陈寅的启示，在这本书里到处可见他扎实的考证功夫。比起现在的研究条件和日渐沉浮的学风，我们不禁感到羞愧。 　　清代中俄关系一直是复杂而特殊的问题，至今无人能说清楚。相传唐朝时，织女的梦想是给采女儿金针，再加上采女儿的刺绣更精致了。现在，蔡通过《俄罗斯馆纪事》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结论也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只能靠“苦行僧”的道路走下去。 　　“无可奈何地花谢了”。花，真的凋零了？我想每年春天，有印象的燕子都会回来。（张毅、澳门大学历史学部硕士） 　　（四） 　　蔡鸿生老师（1933.4-20221.25），广东澄海人，1953年到1957年进入中山大学学历史学部，之后留在学校执教，2006年6月退休。蔡先生的治学领域主要在中外关系史上，包括西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南海（《广州海事录》）、中俄关系（《俄国馆纪事》）、佛教文化（《尼谭》）等，在研究期间探索唐代，战胜了晚清。 　　《俄罗斯馆纪事》这本书虽然不是长篇小说，但集中了蔡近20年来的心血。那个研究从70年代开始，1994年作为“俄罗斯馆纪事”出版了。2006年出版了增订版。在初版的前言中，蔡简洁地概括了俄罗斯馆的性质，称“多功能”，“19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是商务、外交、文化，几乎都是通过俄罗斯馆，构成了蜘蛛网式的关联”。俄罗斯馆实际上是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由定期更换的喇嘛、学生、随行医生等成员组成，因此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关于这些人的《事功与著述》。 　　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了俄罗斯馆的起源和沿革，从建设过程、理藩院的管理制度、俄罗斯对布道团的整顿、清人对俄罗斯馆实际职能的无知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明确了中俄双方对该馆的认识信息是不对称的。第二章是“汉学”，第三章是“中俄贸易”，从俄罗斯馆开始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的俄罗斯汉学史、中俄关系的社会经济史。第四章是付篇，补充了编年史集和两篇论文。 　　从全文来看，俄罗斯馆是在宗教机关的表面上展示的，但实际上是研究机关和情报机关，为了解俄罗斯清朝，扩大贸易利益的需求服务。俄罗斯馆的研究可以推进两种认识。 　　第一，作为理解清代体制的一点。清朝体制中没有外国大使馆的位置，俄罗斯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使馆，而是用秘密的方法（清朝）承担了一部分外交职能。清朝用理藩院制度管理俄国馆，看似严密防御，但实际上对俄罗斯方面的目的一无所知，从“慕华化”的心理状态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情报收集。与俄罗斯相比，外部知识在清朝的知识体系中到底占着怎样的位置呢。 　　第二，俄罗斯馆是理解俄罗斯外交的一个方面。恭亲王评论了俄罗斯外交的“善柔阴险”。书中论述了俄罗斯馆“中俄通”在中俄外交中的作用，也成为证据。例如天津领事孔气（第13班布道团随班学生）在对天津教案中俄国人被误杀事件的交涉过程中，以保障俄国人在天津茶码头的地位稳定为第一目的，反而要求“松决”。俄罗斯船突然来广州引起的风波中，俄罗斯船的货物清单、俄罗斯商的天赋文不是清朝自己设立的俄罗斯文馆，而是俄罗斯馆担任翻译。俄罗斯馆所扮演的秘密角色，可以作为理解俄罗斯外交（特别是道光以后）的出发点和线索。 　　谈谈本书的史学方法吧。这首先要追溯蔡鸿生先生的学术渊源。根据蔡先生的回忆，1955年在中山大学听陈寅属、岑仲勉的课时，萌生了研究唐史、突厥史的想法。此后，蔡在著作中也以陈岑第二名为师。由此，从学术环境整体来看，可以追溯到3个脉络。 　　第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粟特学，突厥学的兴起。借用陈寅属的话，那是当时的“预流”之学。陈、岑是其中最优秀的。第二，是历史语言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运用不同语言材料的对感、相互证明。正如陈寅属所说，“西洋语言科学的法作为中藏文比较之学”。第三，是中外关系史，即西域、南海之学。 　　以上三门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汇聚了中外学界最优秀的学者。蔡先生的很多著作，用不同的语言材料推进西域、南海的学，继承了世界性的学术传统。虽然“俄罗斯馆纪事”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显眼，但仔细阅读的话，就能明白“预流”的方法在不同的领域被自由使用。 　　首先是对“胡名考证”，即历史语言学不同语言材料的直觉相互证。与唐代胡人相比，“俄国馆纪事”的译名还原较为简单，大部分可以根据俄语的材料直接拼写。蔡先生还可以进一步弄清名字背后的文化意义，看到耶稣会士的译名用字、旗人取汉名的影响、清朝上国心理状态的积累。 　　接着，在中外交流史中，发现文化传播的“中间阶段”，理解在主观动机、客观限制的影响下的传播过程，理解传播者的宗旨、信息变形和产生的后续影响。本书就俄罗斯流传的“三字经”、“红楼梦”的研究提出了这个方法。另外，引人注目的“资本论”提到了王茂荫问题，蔡通过跟踪文献来源，找到了马克思理解这个信息的途径，明确了俄罗斯馆和俄罗斯汉学对欧洲思想的影响的一部分。 　　书中还运用了史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沟通重要文本，展示在数据不丰富的论题上如何做到“剥削”的史料。《俄罗斯馆纪事》修正了《朔方备乘》、记文释《奥洛斯馆记》、释证《四述奇》，对其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制度、物品搜集旁证，详述，补充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最后谈谈无可奈何的不足。本书中使用的俄语资料是后来编纂的史料（例如“俄罗斯驻北京传道团史料”）和中古研究（例如“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中关系史”），不涉及俄罗斯方面的文件、当事人的人文书等原始材料。在《增订后记》中提到文献馆之间的相互借阅情况，明确了这完全是由于时代条件的界限。俄罗斯馆的研究也在这些方面进行着。 　　但是，后出转精也不能隐瞒蔡先生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不刊贡献。我刚读了这本书，就听到蔡先生去世的消息，谨此沉痛悼念这篇浅显的短文。这个人已经死了，学风长存。走青翠的路，开山林。（庄帆、澳门大学历史学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